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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11-13  阅读数:7012  信息来源:原创

“如何破除历史上长期城乡分治带来的二元结构,破除农民与市民、编制内与编制外、工人与干部等阻碍纵向流动的社会身份体制,是促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途径。”

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在与腾讯财经的对话中,就共同富裕、宏观经济等话题分享了他的见解。

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一种把共同富裕问题等同于分配问题的看法,刘尚希认为这是片面的,不能直接把分配视同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来看待。如果把重心过多的放在分配上,长期来看不可能真正地促进共同富裕,甚至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作为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差距并不是由分配本身带来的。

刘尚希还谈到,共同富裕既有“做大蛋糕”,也是“分蛋糕”;既有效率问题,也有公平问题。共同富裕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我们要真正从物本转到人本的发展逻辑上,效率与公平才能从冲突变为融合。

对于四季度中国的经济表现和2022年政策展望,刘尚希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外部环境、经济内生和政策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政府应通过调整宏观政策注入确定性,降低公共风险水平,稳定并引导预期,其中首要的是需要解决多部门、多目标、多政策的协调问题。正如共同富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要放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背景下去考虑,放在城乡分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去考虑。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对话实录,已经本人审校:

问: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到了“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共同富裕到底怎么理解,是“杀富济贫”吗?是平均分配吗?

刘尚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把共同富裕问题等同于分配问题,我觉得恐怕不能简单地把两者划等号。分配其实是一个结果,共同富裕达到什么样的状态,会呈现在分配的差距上、结构上。但不能把分配差距的调整视同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来看待。

共同富裕本身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富裕,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另一个是共同,也就是“分蛋糕”。所以,共同富裕既有“做大蛋糕”,也有“分蛋糕”;既有效率问题,也有公平问题。这里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所以,如果把共同富裕仅仅理解为一个分配问题是片面的,不仅会导致理解和认知上的偏差,也会导致政策上的偏差,可能会使得共同富裕过分依赖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去实现。

问:您经常提到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核心是对城乡二元分治等基础性制度进行改革,这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

刘尚希:共同富裕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社会权利的平等。而我们现实当中,就面临着人与人之间基本社会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群体性差距。比如说农民与市民的身份体制造成的就业机会的不公平以及两者能力差距造成的起点的不公平,都是导致贫富差距较大的主要因素。

在历史上长期城乡分治的背景下,农村人口过去受户籍制度束缚,难以实现跨区域的自由流动,或者只能通过考学、参军两条主要路径去改变原有生存状况。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逐渐成为农村人寻求机会、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然而,这些人即便长期在城市务工生活,因受到社会身份的约束,仍难以平等享受到同城市民待遇。农民这个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外出务工的自由,但在二元社会结构下,难以举家迁徙到想去的城市,即便迁徙了也难以获得市民身份。近年来,我国通过各种政策和财政投入大大改善了农民户籍所在地的生产生活条件,消除了绝对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要实现农民的致富目标仍存在巨大挑战。在农村大力发展产业,往往没有城市的经济效率高。加上农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缺乏平等机会等原因,导致农民致富和家庭条件改善比市民更难。这种社会身份体制除了户籍以外,还有体制内、体制外,编制内、编制外,工人身份、干部身份等等不同情形。当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之间一旦相互关联,甚至相互强化时,缓解群体性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设想,就会变得尤其困难。当公共服务不能被居民平等享受的时候,推进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需要构建新的发展观,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最重要的,通过人的能力、知识和创新,破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要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就需要破除社会身份体制,提供优质、均等的公共服务。同时,这也可以缩小群体之间的差距,起点更加公平,机会更加均衡,发展的成果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共享。

所以,如何破除长期城乡分治带来的二元结构,包括经济二元结构、社会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也就是农村集体和城市国有),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在这当中,摆在首位的应当是破除农民与市民、编制内与编制外、工人与干部等阻碍纵向流动的社会身份体制,这是促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途径。

现在一谈到共同富裕,大家就谈分配,谈财政税收。但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征税,形成财政收入,再转变为财政支出去形成公共服务。通过公共服务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缩小群体之间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我原来提过“四个基本”: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通过这“四个基本”破除原有的身份体制、城乡二元所造成的群体性之间的鸿沟,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

也就是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把共同富裕和人的现代化融合起来。在共同富裕中促进人的现代化,也在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贫富差距,越来越接近共同富裕的目标。

问:目前国家打压“三座大山”——打击高房价、整治教培乱像、摁住无序扩张的资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途径吗?

刘尚希:“三座大山”的问题并不应当由政府单打独斗,而是应当结合社会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共同发挥作用。

比如医疗问题,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在可获得性方面发挥作用,尤其是对于低收入者的可获得性,通过医保来减小医疗服务获得方面的健康消费风险。比如住房问题,政府应当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通过给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公租房,通过推进租购同权等手段,让农民工真正的市民化,为缩小贫富差距创造条件。

这样的社会改革涉及如何平衡短期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如何平衡群体之间的利益、区域之间的利益、城乡之间的利益。这就涉及一系列的体制的改革,包括住房制度的改革、城市管理的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这些都要考虑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尤其是要考虑如何促进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发展。只有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改革,才能真正促进共同富裕。

如果把重心过多的放在分配上,调高、提中、补低,这只能是短期的做法,长期来看不可能真正地促进共同富裕,甚至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如弱化勤劳创新致富的积极性。共同富裕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不能让效率和公平变成翘翘板,否则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会不断变弱,会成为巨大的发展风险。发展是第一位的,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

问:必须在“分蛋糕”的同时也能“做大蛋糕”。

刘尚希:分蛋糕不能影响“分配预期”,不能淡化努力、贡献与分配预期之间的关联性,否则蛋糕就难以做大了。现有的理论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翘翘板,是无解的,认为扩大公平就必然有损效率,要提高效率可能就会有损公平,由此出现了“效率为主,兼顾公平”,或者是“公平为主,兼顾效率”。这两种说法都有偏颇。我们只要真正从物本转到人本的发展逻辑上,效率与公平就能融合统一起来,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普遍提升国民能力,尤其是农民的能力,缩小能力的群体性差距,鼓励勤劳致富,激励创造性劳动,提升知识价值,实现包容性发展,既能分好蛋糕,也能做大蛋糕。

问:美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国家,“三次分配”,中国可以模仿美国的模式吗?

刘尚希:捐款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只能说是一个补充。捐款很大程度依赖于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民道德水准的提升,而且这是一次性的。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一种社会机制,这要靠社会、市场、企业自发自觉的力量,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发挥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才能实实在在地帮助到中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当然,政府也要在这方面帮助创造条件,但不能靠政府单边推进。

问:所以还是说回不要把关注过多的放在三次分配上。

刘尚希:不要只是分蛋糕,分蛋糕是一个零和游戏。必须共同做大蛋糕,这就要上升到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社会机制上来,把这个机制片面地理解为就是三次分配是不对的。这包括了三次分配,但是不限于三次分配,关键是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通过诸如“社会企业”“互助保险”等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机构来形成一种社会促进机制。社会的内在动力是首位的,相关的法律、政策要为此提供空间和条件。

问:关于宏观经济。市场对滞胀的担忧正在四起,社融、PMI等多项经济数据在下滑,PPI已经涨到了10.7%。您怎么看待滞胀的风险?

刘尚希: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滞胀,而在于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包括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经济内生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的不可预期性。公共风险水平上升,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利润减少,甚至亏损,因此产生了收缩、甚至退出市场等反应。企业一收缩,贷款需求不像以前那么旺盛了,社会融资的规模就会下滑。如果各个经济主体、社会主体都处于收缩的状态,那经济毫无疑问就会下行。

因此,政府要通过调整宏观政策注入确定性,降低公共风险水平,稳定预期,引导预期。首要的是,需要解决政府多部门、多目标、多政策的协调问题,包括促进共同富裕、绿色低碳、数据安全等多个目标如何协同,以防止带来公共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和“合成谬误”。降低政府自身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稳定预期的前提。

除此以外,当今的很多经济问题受到非经济的因素影响,要把经济问题植入到整个社会体系中去考虑。在宏观政策方面,需要一体化地考虑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甚至各方面的公共政策。这就需要政策协同机制的创新。

比如共同富裕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要放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背景下去考虑,放在城乡分治改革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去考虑。

问:具体来看,您如何展望四季度的中国经济表现?政策有哪些发力点?需要疏通哪些经济“堵点”?

刘尚希:就具体的政策手段来说,当前,财政政策上应该适当扩大中央债务、提高中央债务占比,不要再进一步扩大地方债务或提高地方债务占比。这有利于从整体上控制债务风险。

这也意味着一些事权、支出责任要适当上移,让相应的财政政策手段(如赤字、债务等)更多地体现在中央层面。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这个经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性变得越来越强。在辖区外溢性、政策外溢性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适当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既有利于避免宏观调控的微观化,也可防止中央调控的地方化。